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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五四运动，风起云涌。胡适与李大钊之间，开始了一场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。先是，胡适发表文章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》，引起李大钊深思。李大钊回到故乡，潜居在五峰山深处——这里是接近曹操“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”的地方，不仅写出了回应胡适的短文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，而且完成长篇论文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上下篇，发表在由他主编的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第五、六号上。两篇雄文，在危机四伏的彼时中国，首次提出了“马克思主义观”这一概念，树起了一面大旗。

　　翻译几经挫折。本来，郭大力已在1928年完成《资本论》第一卷中文译稿，但1932年发生一·二八事变，译稿焚毁于日军侵华的战火之中。郭大力没有心灰意冷，于1934年开启《资本论》重译工作。在上海，翻译工作进入尾声之时，淞沪会战打响，战火已经烧到郭大力住地附近。他们临危不惧，坚持完成了《资本论》第一卷重译工作。上海沦陷后，郭大力、王亚南又分别避居到内地，分工合作，完成《资本论》第二卷、第三卷翻译工作。1938年8、9月间，他们在战时极端条件下，力推《资本论》中译三卷本出版。这部内容深厚的马克思著作，终于第一次以完整面貌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。

　　还有跨越数十年时光，从革命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，一生5次翻译《宣言》的成仿吾。1927年，大革命失败后，留学欧洲的成仿吾开始翻译《宣言》；1938年，抗日战争的危急时刻，第二次翻译《宣言》；1945年，党的七大期间，第三次翻译，迎接胜利曙光；1953年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第四次翻译。由于参考资料有限等，前4次翻译未能做到尽善尽美，上世纪70年代，根据批示，成仿吾与编译小组共同努力，认真比对多个德文版本并参考各种译本，逐字逐句研究，译出结构完整、用语规范流畅的《宣言》中文译本。在中央党校印出试用时，年近九旬的朱德主动看望成仿吾，一见面就激动地说“很好，很好懂，主要问题都抓住了”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