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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，也很重视学生的运动状况。1941年6月8日下午，浙大在遵义举行毕业生茶话会，当年毕业生约一百七十人。竺可桢发言表示，“学校目前之缺点在于所授课程过于专门，而对于体育未曾注意。劝学生毕业后能不断努力，尤其能择一高尚嗜好，如读书即为高尚嗜好。世界杰作，吾人所读者极鲜，如能有间读好书，当引为终身快事。看好书如看益友，其目的不在于求有利也。欲求健康，必每人于每日能有一小时之户外运动始可”。

　　1941年5月6日，竺可桢与李熙谋（字振吾）、王尹曾（字喜荪，时任浙大事务主任）两人赴子弹库视察浙大所借之屋。竺可桢便至子弹库，与王序、涂长望等人一起打网球，颇有急不可耐之意。之后，竺可桢有空的时候便会去那里运动。如5月21日下午，他“偕李振吾至子弹库，与任美锷、王序、陈正修等打网球”；6月2日，他与涂长望一起打网球；6月17日下午，他又“偕王序、涂长望、李振吾打球”；7月17日，他与涂长望打球一小时，其频率也不可谓低了。从竺可桢的日记看，他在遵义时期的网球搭档还有陈立（字卓如，浙大心理学教授）、钱令希（浙大土木系教授）、王启东（浙大机械系助教）、金岱峰（遵义陆军炮兵第五旅旅长）等人。

　　据严祖佑先生回忆，当时能加入该俱乐部的，主要是各级政协会员与人大代表、各派与人民团体的领导，以及高级专业人士等。他对俱乐部内的游泳池同样印象深刻，认为也许是当时上海规模最大、最高级的室内游泳池：宽30米，长60米，“不仅面积远远大于上海其它室内游泳池，更有别于其它室内游泳池的是，它并非像一个大浴池一样是封闭式的，它有一个全透明的开放型的顶棚。”1980年代以后，此地又改建为中外合资的上海花园饭店，向公众开放营业。

　　在场中，竺可桢遇到了张奚若（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）、余心清（竺可桢在日记中记为俞心清，似有误）、吕正操、蔡廷锴（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）等人。这几位都是体育爱好者，吕正操在1964年还继任了中国网球协会主席。张奚若对竺可桢言，他也是资深网球迷，从1913—1937打了二十四年网球，又谈到“过去曾见Tilden、Johnston、Williams、Brookes等打球，以为是幸福云云”。竺则表示自己“从1912—1962打了五十年，但从来没有打好”。不过从竺可桢的日记来看，他在1950年之后罕有打网球的记录。这其中的可能原因是，与上海不同，北京保留下来的网球场地很少，而竺可桢也可能没有觅到合适的运动搭档。

　　1964年10月23日下午，竺可桢又到北京体育馆，观看匈牙利网球队和北京队的比赛。竺可桢所看的是单打赛，“先举行女子单打，波尔加尔对潘凤金，赛尔和陈彩蓉，均以1—2中国队输。次男子单打，古雅士和高宏谋，高输第一Set，第二Set因房中冷，我先走，看样子也要输，Games已到5—2。另一男单打，西克萨伊对张建昌，以2—0输。另一男子单打，瓦尔加对王福章，则我走时尚在进行。”此时的竺可桢已近七十五岁，但身体还算不错，尚能看完大半场比赛。

　　以1966年3月为例，竺可桢于二十日乘飞机赴广州参加全国农业区划会议。二十一日早上，竺可桢六点半起床，“作太极拳20分钟，因外间微雨，在房中”。二十二日“晨六点十五分起。作体操十分钟。”二十三日早上六点起床，“体操十分钟后早餐”。二十四日他同样六点起床，然后打了二十分钟太极拳。二十五日是大会召开的时间，他“晨六点起。因外间雨，在室内做太极拳20分钟后早餐”。二十六日早上六点二十分起床，他作体操十六分钟后早餐，八点再至羊城宾馆二楼继续开会。